周志扬:公证服务论与证明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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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公证文选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16-11-15 15:09:46

  周志扬,北京市公证协会会长,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主任

  张鸣公证员的演讲,从最近以来在公证同人交流圈子里一个热门话题,也就是“公证服务论”和“公证证明论”的争鸣为切入点,呼吁公证人不要忘记初心。张鸣是我们行业众多青年才俊之一,在业内不少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包括在我们的《长安人》。 他在信托法律制度,尤其是遗嘱信托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且承办了南京市公证处的第一单遗嘱信托公证,应该说有理论有实践,是有想法、有冲劲、有创新的一个年轻公证人。作为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新一代公证人,的确应该居安思危、胸怀未来,在专业和业务研究上多投入一些精力,搞明白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我们这个行业才有前途,才有未来。

  公证证明论和服务论的争论时间不算很长,但针锋相对,集中在这两年当中。说实话,我没有考究过“证明论”这个词是谁说的,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前段时间四川公证协会副会长李全一写了一本《公证证明论》,希望我作个序。书出版后李全息先生把我的序言发在《公证文选》上,并放在了鹰友群。当时鹰群很安静,但一些同行、同事跟我私下联系。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担心我陷入两论之争的。支持的高度评价,不支持的也直接了当,说您怎么能给这本书作序呢?我说这书你看过吗?没有,一看题目就不行,您平时也强调服务,怎么能给“证明论”做序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读读这本书,看看是否能得到些启发。当然,虽然作了序,并不代表我对这本书里的所有观点都全盘赞同,但我特别赞赏李全一先生的钻研精神,他的整本书按照目前法律构建的体系,对公证证明的主要观点和争议进行了梳理,提出和论证公证是一项现代国家不可或缺之预防性法定证明制度的观点。这梳理比之前很多人写的文章要全面得多,逻辑要清晰得多,所以我非常赞赏,而且我非常佩服,因为我自己写不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公证服务论现在也有相对应的专著来支撑,明信公证处的段伟会长和李全息合著的《公证人职责研究》就放在我们桌前。关于证明和服务的思考对我们来讲确实很重要,“两论”背后都有一大批追随者。但在这里我明确跟大家讲,我既不是证明论的拥趸,也不是服务论的追随者。我认为,所谓证明与服务之间是一个包含的关系。段伟和李全息的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公证服务后面其实有很多证明,但整个过程希望构建一个综合的法律服务体系。李全一的那本书里面,虽然论证的是公证证明的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中也讲到,公证证明要通过各种法律服务去保障,包括提到了金融公证应该如何加强服务,其他的法律事务应该如何拓展服务,只不过是他把公证证明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一个基本的属性。我们把两种观点的论证过程放在一起来看,就会发现原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证明论并没有否定服务的内在要求,服务论也没有脱离证明谈服务。葛宇峰说证明与服务不是对立而是包涵关系,我认为有道理。

  张鸣刚才讲不忘初心,我就在想,公证的初心是什么?公证的初心就是法律服务吗?今天开幕式的时候丁会长、段会长都讲到,拉丁公证制度是是从何延续而来的。讲公证的初心,就要讲公证的源头,源头就是记录,用记录来证明发生的事实,代书人嘛。就像刚才段会长讲到的,公证在欧洲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得到国家的认可,并通过法律制度赋予它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职责,更多的职能,那这些应该讲和一般的法律服务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只强调服务论,强调律师能做的我们都能做。在我看来公证和律师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既不同源,也不同流,各自有各自的职能定位和职业分工,谁也不能取代谁。尤其是在拉丁公证制度体系内,在大陆法系的框架下,是严格区分的。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职能履行好了,把我们的使命完成好了,把我们的“贵族精神”体现出来了?公证人的担当、道义、使命我觉得都是有特定含义的,初心不同,过程和结果也会不同,比如我们说非诉的法律服务我们都能做,但在非诉的法律服务当中,我们追求的结果和律师追求的结果并不一致。同样,现在应该属于公证范畴的很多业务,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没有做到,是律师或者其他行业在做,虽然他们做了,但因为初心不同,所以他们介入的方式和追求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觉得如果探讨初心的话,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更全面客观一些。借用段伟和全息书中的一句话,公证既是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律师是吗?肯定不是。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跟律师是不同的,是不能以普通的综合法律服务去涵盖的,所以我认为所谓“两论”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而已,这是我的一点浅显的认识。

  我们要讲证明,但不能唯证明论,我们要讲服务,也不能泛服务论,不追求自己真正要实现的那个目标。简单地说公证之所以被信任,是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律服务群体。到长安公证处学习的香港律师说,你们比我们在香港做律师和公证人赢得更多的尊重,你们的社会地位太高了。而我们的人却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地位真的高吗?我想问一句:我们的地位还不高吗?除了法院,还有哪一个行业能够确定一个家庭的财富传承,决定一个人的遗产归属?这财产可能是三五十万,也可能是上千万,甚至是上亿。我们做过的股权转让公证,涉及遗产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的都有,就是公证员的一句话,一份公证书。当然这一句话、一纸公证书背后要包含太多太多的劳动,不能拿纯粹的服务论或证明论去权衡。这就是我对两论都不推崇的一个原因,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价值,现在中国公证行业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首先我们得立得住,我们的人立得住,我们做的事立得住,我们服务能立得住。我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大家都非常推崇明信模式,我也推荐大家到明信学习,他们确实有非常独到的东西。但明信做了什么?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地回到了公证的本源,而不是超越了公证的范畴。法国公证人来交流时讲到一个案例:一幢有150年历史的房子转让,为这个不动产转让的过程作公证,要了解很多东西,要现场勘查,从150年前的设计规划到房屋经过了几轮变迁,到现在为止哪一个柱子有没有白蚁,空气质量是不是合格,方方面面都要做到,我们看到人家收了2%、3%的公证费,就是这么收来的。和我们的日常工作相比,这不是服务论和证明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真正让国家放心、让政府放心、让老百姓放心的问题。所以我对一些纯粹的什么论、一些激进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我觉得真正的不忘初心,是全行业应该回到公证的本源,回到我们作为一个公证人应该有的这种素质、使命感,要把公证置于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置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框架之下。在这个定位之下,我们就应该是最优秀的法律人。我们往往觉得律师的地位好高,但社会对律师行业的整体看法,与对公证行业的整体看法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有一些律师是不太受人尊敬的。但公证人不一样,虽然一部分公证人的素质和服务达不到应有的水准,但出的公证书和优秀公证人出的公证书一样受尊重,一样被社会认可,一样具有公信力。这说明,我们这个行业的职能定位是有别于律师的,我们说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回到张鸣的演讲,我对他演讲中关于如何改善传统的金融类公证的想法印象深刻。假如公证行业有足够的人力和人才,确实应该培养一批对金融全流程十分熟悉、对各金融机构了如指掌、对金融供需双方心理状态和信用状况有深刻认识的专才,延长公证的服务链条,更重要的是增强客户粘性,强化客户对公证的忠诚度、依赖度。这一点,我是十分能赞同的。最近我安排处里的几个同事参加一个关于金融中介机构业务的培训,我看了他们课程的安排,感觉这是公证行业非常欠缺的。所以让我的同事去现场感受一下,看看不管房屋中介也好,金融中介也好,他们是怎么立足、怎么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的,我们公证人能不能以更加优秀的姿态、更加优越的地位立足于社会,这都取决于公证人自己。

(责任编辑:童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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