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新中国早期公证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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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证网发布时间:2017-02-04 14:43:31

蔡 煜·上海市杨浦公证处

董必武同志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A,“对人民政权的立法、司法和司法行政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B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推进公证立法工作,大力宣传公证的职能作用,重视对公证人的培养与公证机构建设,对新中国早期公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 积极推进公证制度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1950年1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提出为了正确地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首先必须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法律是一定统治阶级用来统治被统治阶级和保护自己阶级的工具。一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法律,都是为少数人的反动集团用来压迫中国广大人民的工具。人民法律则是代表广大人民底意旨的法律,教育人民尊重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并为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与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作斗争。C因此前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公证法》D、《中华民国公证费用法》E以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在法理上必须彻底否定。作为旧法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旧公证制度如何改造为人民公证制度,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因此尽管时任司法部部长史良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发言认为“关于公证制度,这是一个可以减少讼争,有益于人民的制度。今后在国营私营经济更加发达和经济相互关系更加频繁之下,如对带有法律性重要文件(契约、委任书、保证、遗嘱等)之形成,加以确认,很可预防流弊,减少讼争,这是很有好处的。哈尔滨、沈阳、上海等市已作了一些工作,这一经验希望能好好总结,以便逐步推行”F,但是从全国范围而言,公证工作开展得并不尽人如意。在1953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讨论了司法部提交的《关于建立与加强公证工作的意见》,司法部认为:“当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公私关系日趋频繁,对国家与私营工商业者订立加工、订货、运输、修建、贷款等合同,务使通过公证,得到法律的保护。公证机关应监督双方严守合同,保护国家财产,而与欺诈盗骗、违反法令的一切不法行为进行斗争。”G但该文件没有被会议通过。对公证制度,中央司法界高层认为还不成熟,1953年4月2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副书记彭真H在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闭幕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决议草案只写了客观条件成熟、意见一致的内容,公证制、辩护制等还不成熟的内容,留待将来研究解决。”I两天后,彭真召集出席全国司法会议的各大区、省、市政法委干部座谈。彭真又说:“司法系统的建设虽然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一部分,有些问题如起诉机关、公证制度、辩护制度的建立,在目前条件尚不成熟,要留待以后逐步解决。”J

在公证制度没有得到中央司法高层层面普遍认可的时代背景下,董必武仍然非常重视公证工作的立法工作,以董必武为主任的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向政务院提出了《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K,董必武并在1954年1月14日在政务院第二百零二次政务会议上做了《关于〈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的说明》的报告。董必武认为:“为什么把立法问题摆在前面?因为立法工作特别是保卫经济建设的立法工作,相应落后于客观需要,今后如果要按法制办事,就必须着重搞立法工作。这些任务今年能否完成?法制委员会曾再三研究过,认为是可能争取完成的。”L他指出,这个文件“是根据政法各部门讨论本部门的工作的结果”,M提出要“配合有关部门有计划地着手起草或研究下列法规”,共有十项法规,其中第九项法规为“关于公私关系的公证条例”。N政务院于1954年1月14日第二百零二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O一些部门、地方据此加强了公证立法及公证工作。1954年2月24日在彭真主持的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党组干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彭真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会议已讨论通过《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各部门应制定本部门计划。会议确定以司法部为主起草水运、铁路沿线专门法院组织条例和公证条例。”P河南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1954年2月18日根据“根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任务及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所提‘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该文件中提出在城市法院应逐步试行与开展公证工作,保证公私经济合同的正确履行。Q但遗憾的是在1954年9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年10月26日国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向所属各部委党组发出通知:“自十月二十五日起政法分党组宣告结束,停止工作。今后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的工作直接向罗瑞卿请示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请示报告。”R董必武的政法分党组书记自然就免除,公证条例1954年也最终没有出台。司法部之后虽然在1955年、1956年两次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草稿)》,分别提交两次公证工作座谈会讨论修改,也曾下发一些公证机构讨论S,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一直到1982年4月13日才由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T


二、 在重要会议上大力宣传公证制度作用

董必武同志在1950年代中期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大力宣传公证作用。他在1954年5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设了一百七十四个公证处,天津市法院原来只有五个公证人,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增加到了十五个人。据一九五三年九月到十二月统计,他们每一个月平均有六百件案子需要公证,一九五四年一月就达到了一千八百件。有了公证处,如果在执行合同中间公私双方发生了问题,经过公证以后,就可以把责任搞得更清楚,这样做有很大好处,可以保证国家不受损失。”U这是董老对合同公证的作用的肯定。

1955年4月5日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在具体的司法建设上,曾在铁路上建立了十一个铁路运输专门法院,两个水上运输专门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铁路、水上运输审判庭;在各省市法院中设立了一百二十二个经济建设保护庭或组。原只有几处的公证工作,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确定下来后,也逐渐开展起来了。据现有材料统计,大、中城市和县设立的公证机构已达二百九十四处。各公证处在一九五四年一年中就办理了十二万三千多件公证事项。很显然这些机构的建立和公证工作的开展,在保障经济建设的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V他同时强调:“签订合同是一种契约行为,是需要法律保障的。国家必须设立公证处,为那些合同公证,合同才少出毛病以至于不出毛病。我们现有的公证处不普遍,要进行公证的文件本来很多,但我们现在还只限于合同,而且多属于公私间的合同,公家与公家、私人与私人间的合同,进行公证的还很少。我希望逐渐增设公证处,公证工作的范围也应逐渐推广。增设公证处、推广公证工作范围,自然要牵涉到扩大编制的问题。公证处是有经常收入的机关,工作推广了,收入一定会增加。”W在这次讲话中董老不仅又肯定了对合同公证的作用,又向中央建议公证工作范围的推广以及扩大编制等问题。

1955年7月3日董老在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的工作报告中又指出:“原来只在几处进行的公证工作,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针确定下来后,已经迅速地开展起来了。据现有资料统计,大、中城市和县设立的公证机构已达二百九十四处,在一九五四年一年中就办理了十二万三千多件公证事项。……所有这些工作,对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革命警惕性和法制观念,为人民群众排难解纷、加强团结生产,以及对法院本身改进和提高审判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X在这次讲话中董老把公证工作作用的重要性又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1956年9月19日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制度。公证制度是认证机关团体和公民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这两种制度都应该予以加速推行。”Y这个评价是董老从对具体公证工作的肯定上升到对公证制度的肯定。这是笔者所见的公开文献中记载的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从制度功能角度对公证制度予以肯定,并且提出应该予以加速推行。Z这种远见卓识,令人钦佩。董必武同志在八大的发言,薄一波同志后来有个评价:“在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董必武的这些宣传,对于推动新中国公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57年底,全国已有52个市设立了公证处;有553个市、县人民法院附设公证室,公证组织机构比上年增加一倍;还有652个县人民法院由审判员兼办公证。1957年全年办证29.35万件,是公证工作开展后办证最多的一年。至此,中国公证制度建设也已初具规模,并逐步走向正规化。

三、重视公证人才培养

民国时期的公证人素养高低不一,大中城市的公证人包括专办、兼办公证的推事、书记官及佐理员素质相对较高,其中出了不少人才。东省特别行政区的于廉基、池龙师两位公证人都有丰富的司法经验,于廉基曾任东省特区第三分庭检察官、黑龙江第一高等审判分厅推事等职],池龙师曾于民国九年十月补吉林长春地方审判厅推事。^在新疆迪化地方法院兼办公证的推事孔庆文多才多艺,与当时的张宴鹏、唐生华有新疆“书法三杰”之称,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孚远县第一任人民政府县长。_上海地方法院首位专办公证的推事李学灯曾获南京国民政府高等考试最优等第一名、司法再试最优等第一名,后任最高法院推事、贵州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院长等职,去台后于1967年任“司法院”大法官。`继任李学灯职的为上海地方法院前书记官长黄观效,曾任济南地方法院推事,黄观效于1945年11月12日任最高法院推事。a在公证处佐理员中也出现了优秀人才,如浙江龙泉地方法院候补书记官兼代该院公证处佐理员王容海系中共地下党员、历任上海高等法院高检处主任书记官、上海市人民法院庭处级干部、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b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有鉴“惟过去各地法院办理公证事务,多由推事及书记官等兼办,因本身职务繁重,类多难于兼顾”,故决定自1945年起斟酌情形先择公证事务已发达之地院酌置专任员额,以期次第扩充及于全国。从1945年到1947年春率先在广东(梅县、钦县、曲江)等104家地方法院设置专任公证人104人、专任佐理人104人、专任录事101人、公役104人。c

对于这些旧公证人与专、兼办公证的推事、佐理员等人员,各地人民司法机关成立后,曾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留用了部分人。d 1952年7月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分党组关于司法改革和补充、训练司法干部的报告,指出:“各级法院凡未经过彻底改造者,均须彻底地加以改造和整顿。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应即制订计划,指定适当的工作组,进行典型试验,分批分期地展开斗争,改造和整顿所有的法院,同时调集和训练新的司法工作人员。”e在历时九个月的司法改革运动中,全国共处理了五千五百五十七人,其中大多数是旧司法人员和其他旧人员,对确有改造和进步表现的旧司法人员,留用了两千余人。f因此,从现有资料可以推断原有的旧公证人在人民司法机关建立后不久基本被调离公证岗位或自动去职。以上海市为例,原公证人翟鼎文在上海解放后并未继续任公证人g,而“由审判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指定审判员一人为公证员,并配置书记员一人及办事员若干人,受秘书长、主任、副主任之监督办理公证事务”。h冯尔泰成为上海解放后首位公证人。i据三十八年度证字第暂壹号档案反映,冯尔泰是1949年8月5日以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人身份出现。j

随着旧公证人或兼办公证的推事、佐理员要么自动离职或逃亡,要么相继被调离工作岗位或法院,新公证人及辅助人员的培养成为开展人民公证工作的一项首要工作。在试办公证的一些地方法院,公证人才奇缺,大多由其他部门兼办,公证队伍非常不稳定。如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法院1951年由执行室兼办公证业务。k到1954年广西全省仅桂林市人民法院设有2名专职公证员,其余地方均为审判人员兼职。l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处成立后,只有一名公证人与一名书记员、一名办事员,公证人更换频繁。从现有公证档案推断,最多只有15天,首位公证人冯尔泰就不再担任公证人,改由莫宗友担任。m1950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处从审判委员会领导改为辩护室领导,由辩护士兼公证人,1952年改由民庭领导,有审判员充任公证人,有工作人员十二人,1953年2月公证处又改为公证组受第三庭领导,工作人员只有六人,之后又属第二庭领导,到1953年9月又划归司法行政处领导。n司法部在1953年3月4日的《通报》([53]司行字第280号)中还对唐山市进行了批评,《通报》指出:“唐山市领导上对公证工作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错误的认为‘审判工作的成绩是现实的’,‘公证工作不易发挥其力量’,对干部的配备,也以为‘培养人才应放在审判部门’,甚至把做公证工作有些成绩的干部调到审判单位,把公证工作交给其他同志兼办,因而影响业务。” o

公证人才的匮乏与调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中国公证事业发展。董必武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非常注重对公证人才的培养,很早就赞同把对公证人的培养放到国家法律工作者人才培养总体规划中去。在董必武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下,1954年4月26日到1954年5月8日召开的全国政法教育会议上,中央高等教育部提出:“政法学院本科主要是培养法院、检察署、民政部门及其他国家机关的政法工作干部,学制定为四年。综合大学法律系的培养目标,在最近几年内基本上与各政法学院相同,并培养一部分律师团体、公证所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企业部门的法律专门人材,学制也定为四年。”p 时隔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于1954年6月14日公布,六天后,董必武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所作的报告中马上就明确提出:“为了加强法律工作,培养法律工作者便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今后对于法律工作者的需要必将日益增加,各级法律工作机关的干部要补充,公证人、辩护人又要设置,监狱管理人员也要培养,此外还要配备中等以上学校的宪法教员和农村法律宣传员等等,这些人数以上十万计的人员,最迟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加以解决。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开辟这些人员的来源,一方面是要扩大政法院校的训练和培养能力。”q一个月不到,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刊登了新华社消息。称:“今年暑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三所综合大学将增设法律系。大学法律系在最近几年的任务,主要是培养法院、检察署、民政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政法工作干部,同时培养一部分律师团体、公证所和其他国家机关、企业部门的法律专门人材。”r

四、重视、支持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证工作的管理职能

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证工作的管理职能,早在1912年7月24日由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公布的《司法部官制》第七条中已经明确,关于公证事项由司法部民事司掌。s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1935年7月30日公布的《公证暂行规则》亦遵循这一习惯,《公证暂行规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证事务,由司法行政部指定地方法院推事专办或兼办。第十三条规定:推事办理公证事务有不当者,请求人或利害关系人得提出抗议。前项抗议,依关于司法行政监督之规定处理之。t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条规定了县级人民法院与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管辖公证及其他法令所定非讼事件,但对于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公证工作的管理没有非常明确,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省级人民法院并在上级司法部领导下,掌管全区域的司法行政。u

以董必武为书记的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v对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加强对公证工作的管理也很关心,1954年6月19日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初步决定中央司法部增设公证、律师司,报中央审批,经中央审批后,司法部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对公证工作的领导。w

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x依据有关权威资料解释,这是实行审判与司法行政分立的原则,公证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y1954年10月25日后,国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宣告结束,司法部工作由罗瑞卿同志分管z,董必武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仍然很关心公证工作,对司法部在公证工作方面的管理依然予以支持、肯定。

1955年9月8日董必武在同苏联专家鲁涅夫谈话时说:“司法部还管公证、公断工作。目前设公证机关有一百四十多处,主要设在大、中城市和重点县,公断机关没有组织起来……司法部为调干部建立机构做了些艰苦的工作,在训练干部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还有很多应建立而没建立的机构,如律师、公证、公断,目前都要依靠司法部去办。”|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反右斗争以来,政法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开始严重起来了。}即使如此,董必武对司法部对公证工作的管理仍然予以支持、肯定。在1958年4月8日、9日、10日董必武同参加司法座谈会的十个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负责人谈话时,董必武认为:“高级法院和司法厅(局)临时合署办公是可以的。至于要不要取消司法厅(局),这是个大问题,中央还没有研究。实际上司法建设还有许多事要做。就法院来说,机构如何设置,尚需研究。有人的建设,物的建设(法庭等);还有监狱、律师、公证、公断、法医、法律编纂、干部训练等。我们的国家还要向前发展,还有许多东西要消灭,也就需要有完备的司法建设。司法工作要有个远景,司法建设中的各种行政工作都放在法院是搞不好的。各省、市不设司法厅(局),只有一个中央司法部,工作也是推不动的。恐怕还是有个分工好。司法建设这几年成绩不算小,但是还有许多事要做。物质建设现在提还早了些,第二、三个五年计划可能会搞,我想迟早总是要搞的。我个人倾向于法院与司法行政有个分工好。”~遗憾的是,董必武这些真知灼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在二个多月后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会议文件指责“在司法战线上曾犯过违反党的方针的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右倾的错误”。这次会议的批判未点董必武的名字,但是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大都引用董必武讲过的话,并将司法部党组成员打成“反党集团”。Ä1959年1月21日辽宁省委正式向中央请示撤销公证机构,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22日批复:“辽宁省委: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撤销公证机构的请示阅悉。中央同意你省撤销公证机构的意见,但在公证机构撤销的时候,不要公开宣布。至于涉外公证证明工作,在公证机构撤销以后,可由各地人民法院指定审判员兼任公证员办理。在某些大城市和华侨侨眷或外侨聚居的地方,如果确实需要,也可以保留公证机构,设少数专职或兼职公证员办理公证事件。”Å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撤销了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选举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Ç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绝大多数公证机构相继被撤销,新中国公证事业也随之进入了第一个低谷。

此文载于《中国公证》2016年第12期。

A《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3页。

B《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C中央政法公报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央政法公报》第十八期,1950年10月31日,第1页。编辑日期余度未必是实际编印日期。早在1949年3月31日,董必武和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名义发布的训令中明确提出:“兹决定: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见《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D1943年3月31日公布。见湖北省司法行政史志编纂委员会:《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1988年编印,第305页。

E1943年7月1日公布。见湖北省司法行政史志编纂委员会:《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1988年编印,第318页。

F史良:《关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报告—司法部史良部长在全国司法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央政法公报》第十八期,1950年10月31日,第39页。具体发言时间不详,会议系1950年7、8月间召开。

G《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H彭真于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949年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于1950年1月9日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1951年1月15日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副书记。《彭真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第95-96页,第155页。

I《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页。

J《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K该文件系1953年12月31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报请政务院审查批准。见《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33页。

L董必武:《关于〈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的说明》,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303页。

M董必武:关于《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的说明,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N河南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编印:《政法工作》第一辑,1954年5月编印,第11页。

O河南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编印:《政法工作》第一辑,1954年5月编印,第10-29页。

P《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Q河南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编印:《政法工作》第一辑,1954年5月编印,第35、38页。

R罗瑞卿时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等职。于1954年10月31日兼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见《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406页。《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87页、第498页。《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页。

S《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志》记载,1955年司法部发函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当年第一季度在昆明市人民法院经公证签订合同的数字和金额情况,以便作为制定公证条例的资料。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编:《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哈尔滨公证处处志1946.8—2013.12》记载,1956年2月,司法部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草稿),征求哈尔滨市公证处的意见。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公证处:《哈尔滨公证处处志1946.8—2013.12》,2015年1月印,第15页,内部资料。

T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说明,1980年1月10日,说明单位不详,似为司法部或司法部公证律师司。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北京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三分册,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U《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V《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

W《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以天津、上海为例,1954年的办证数较1950年都提高20倍以上。其中以证明公私间加工、订货合同所占比重最大,各占全部公证量的90%。公私合同通过公证,违约情况显著减少,违约率一般从未经公证的10%至15%,下降到1%至5%,这就有利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参见《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

X《最高人民法院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Y《董必武同志的发言》,载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3页。

Z因为依据1954年的统计,全国公证机构设立数为294处(不含港澳台地区),与1947年7月原南京国民政法司法行政部的统计数据531处相比(包括台湾地区,不含港澳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行政院新闻局:《公证制度》,1947年10月印行,第14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

 关于第二公证所成立案,见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LD005-001-1164档案。

 司法部参事厅编:《司法公报》,第127期,第60页,1920年11月30日发行。池龙师是否系石柱县首任知事,有待进一步考证。

_孔庆文,男,字揆一,1903年12月16日出生,1951年9月25日不幸含冤去世,1986年被平反。参见张立云、孔繁丛:《西域忠魂—清末关外三义士之孔才传》,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394页。吉木萨尔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木萨尔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394页。

李学灯,字炳南,1911年生,江苏滨海县人, 参见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874页。张豫光:《大法官李学灯先生》,载滨海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滨海文史资料》第3辑,1993年2月编,第42页。后者云李学灯系1910年出生。

a黄观效,字著奇,安徽滁县人。见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据《申报》1937年6月22日第13版报道,黄观效兼任上海地方法院公证处与言词起诉处工作。

b王容海后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容海于1944年3月16日以候补书记官身份奉浙江龙泉地方法院训令字第三0三号兼代该院公证处佐理员。1980年11月13日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见上海律师协会:《开拓者的足迹—上海老律师风采》,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c行政院新闻局:《公证制度》,1947年10月印行,第51—56页。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关于公证人的数据未见。

d董必武指出:解放之初,我们对旧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因而我们法院中有了这样多的旧司法人员。“包下来”的政策并没有错,因为我们不能让他们失业,免得造成社会上的混乱。但我们在对他们的使用上,还有“量才录用”这一条原则,并不是说他们过去担任什么职务,现在还要他们担任什么职务,问题是在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上没有切实按照中央的规定执行。见董必武:《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1952年6月24日,这是董必武同志在全国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载《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彭真:《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6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e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f参见《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93页。彭真:《关于政治法律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6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司法改革运动在1953年2月底在全国范围结束。见《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g其去向不明,目前有关档案尚不开放。

h见《上海市人民法院组织规程(草案)(1949年9月)》第九条。疑第九条中“公证员”应为“公证人”。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合编:《接管上海》上卷·文献资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1950年6月制定的《上海市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第9条规定:公证处设公证人书记员办事员各若干人办理公证及认证事务 。见腾一龙:《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i冯尔泰,江苏金坛人,1921年生,于1956年9月28日—1958年及1964年2月19日—1966年7月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腾一龙:《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

j上海市人民法院于1949年8月11日正式成立,但院长、副院长与秘书长系1949年7月9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腾一龙:《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另相关资料由原上海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处长朱光明先生、原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顾云卿先生提供。

k田景春编:《吉林省志卷十二·司法公安志·司法行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230页。

l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司法行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242页。

m上海市人民法院三十八年度证字第暂壹号档案,此公证书复印件得自原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顾云卿先生提供。

n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证工作总结报告,见上海市档案馆H6-2-143号档案。

o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北京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三分册,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3-444页。

p《人民日报》1954年5月11日第1版。《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原书对有关机构名称用词不准确,兹据《人民日报》1954年5月11日第1版更正。

q《进一步加强法律工作和群众的守法教育》,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

r《人民日报》1954年7月15日第1版。

s第七条规定:民事司掌事务如左(一)关于民事事项(二)关于非讼事件事项(三)关于民事诉讼审判及检察事务事项(四 )关于公证事项(五)关于户籍登记事项。见《司法公报》第一年第一期,1912年10月15日出版,第20页。载司法部公报处、司法院秘书处等编:《司法公报》(全八十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t湖北省司法行政志史志编纂委员会:《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第291页、第292页。原书条文有误,另据翁腾环编著《公证法释义与实务》所引《公证暂行规则》条文修改,翁腾环:《公证法释义与实务》,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43页。

u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司法工作手册》,1953年10月编印,第22、第25页。

v董必武于1950年1月8日被宣布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书记,当时还任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副书记。参见《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60页。

w《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页。中央审批文件笔者尚未查找到。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设置了国务院,取消了政务院,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从《周恩来年谱》记载来看,1954年9月26日周恩来签发的文件尚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到9月29日出现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

x上海市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手册》,1955年2月编印,第22页。

y曹杰等:《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体会》,司法工作通讯社1954年12月编,第36-37页。

z参见注18。

{董必武于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见《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目前中国的法律工作概况》,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从董必武于1957年12月11日董必武写给长子董良羽的家信也似可感受董必武的情绪。《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479页。

~《当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420页。

Ä《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6-968页。

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三十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3页。在中央正式批复辽宁省委请示前,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同志在1959年1月31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但是,律师、公证不要公开宣布取消,有的地方,如果确有需要,保留一个机构,保留几个干部,也可以准许。”见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法资料组:《大野心家罗瑞卿在政法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材料》,967年7月30日编。第50页

Ç《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87-488页。

童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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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 司法部关于任命徐亚娥等50人为公证员的决定
· 司法部关于任命王金玲等197人为公证员的决定
· 司法部关于任命张晓婷等229人为公证员的决定
· 司法部关于任命黄丽娜等143人为公证员的决定
· 司法部关于任命王娜等127人为公证员的决定
· 司法部关于任命赵凤林等61人为公证员的决定
· 2018年重庆市公证员任职前培训班成功举办
· 重庆市公证协会召开四届六次会长办公会
· 广东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惠州召开
· 全国公证行业:深入开展“放管服”改革
· 甘肃省首家合作制公证处在兰州成立
· 鲁中公证处走进第一书记帮包村 开展法律服务
· 热烈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
· "公证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系统"上线仪式举行
· 全国公证人携手共庆《公证法》颁布12周年
· 公证改革新号角
· 第二届“公证信息化协同创新”论坛成果分享
· 安徽公证事业创新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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